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面临着工业品上涨、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中共将这种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发展趋势称为“剪刀差”现象。对“剪刀差”现象的原因进行阐释并消除“剪刀差”现象,成为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剪刀差”问题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制度的产物,是占经济主导地位的资本家尽量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并剥削和掠夺本国农民及殖民地附属国劳动人民的重要手段。(47)许毅、沈经农主编:《经济大辞典·财政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不过,帝国主义侵略与资本家剥削这些宏观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共在苏区农村面临的具体“剪刀差”问题。在历史研究领域,蒋伯英、赵效民、许毅等对闽西苏区的“剪刀差”现象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述;(48)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舒龙、黄惠运等结合苏区的粮食工作、贸易工作,亦揭示了工农产品差价问题。(49)舒龙、谢一彪:《中央苏区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黄惠运:《中央苏区粮食工作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但这些研究尚未剖析中共随着整体军事政治局势变化不断调整对“剪刀差”现象的阐释和应对策略,因此,从整体性、动态性视角分析中共认知和应对“剪刀差”、调适革命斗争和经济政策等问题,还有一定研究空间。基于此,本文利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相关文献史料,分析中共关于“剪刀差”问题的阐释和应对,不仅是一个价格问题或经济问题,也是革命宣传与群众动员问题,并随着整体性的军事政治局势变化而具有阶段性动态变化的特点。
一、苏区“剪刀差”现象的出现与中共的阐释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工业品涨价,农产品降价。第二,工业品价格不变而农产品降价或是农产品价格不变而工业品涨价。第三,工农业产品都涨价,但工业品涨价幅度高于农产品;或是二者都降价,但工业品降价幅度小于农产品。“剪刀差”问题并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问题,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就出现了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农产品跌价的问题。为了抵制工农产品价格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组织相继建立起工人消费合作社,为工人提供廉价消费品;农民亦组织建立生产、运销合作社等,联合起来以维持农产品的价格。
苏联在革命、建政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逐渐严峻的“剪刀差”问题。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认为“剪刀差”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品价格被人为提高太多,如国营企业为获取最大利润任意提高工业品的价格,私营工商业者也对工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关系造成了严重干扰。因此,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采取了反对“剪刀差”的政策:一方面,强调“国家掌握价格”,通过行政手段坚决降低布匹、煤、盐和橡胶制品等工业品的价格,规定一系列生活日用品的最高价格;另一方面,通过税收、贷款、价格等手段来限制私人资本和中间商的发展。不过这些措施没有真正消除“剪刀差”,通过国家掌握价格、打击私人商业的方式还进一步加剧了工农产品价格的不协调,以及市场关系、公私关系的紧张。(50)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212页。
随后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剪刀差”问题尤其是粮食价格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布哈林主张提高粮价,使市场“常态化”,按地区调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他认为可以采取市场调节与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农民“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关系的体系”。(51)《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1925年4月17日),[苏]尼古拉·伊·布哈林著,郑异凡编:《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1—222页。斯大林则反对提高粮价,他认为只要一走上提高粮价的道路,“就必定会继续滚下去,而不能保证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而且还有两个连带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后就必须提高农业生产原料的价格,以保持各种农产品的一定比价;二是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后就必须提高粮食的售价,为了不损害工人利益就必须加速提高工资,但这样做就不能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其结果是导致工业品和农产品均涨价。由此,斯大林提出了区别于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即强调采取预约收购制,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领导。(52)《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6、148页。斯大林也反对在条件不成熟时不适当地减轻农民的负担,认为当时的苏联只能逐渐缩小“剪刀差”,但不能立即消除“剪刀差”,否则就会阻碍国家工业化,从而打击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53)叶庆丰:《社会主义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
1929年,苏联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形成了关于“剪刀差”问题的决议,将“剪刀差”作为迅速发展苏联工业并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的农民缴纳的超额税,并认为这种“流入”办法在保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过程中是必要的。(54)《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斯大林选集》下,第149页。因此,苏联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一定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或超额税,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若干资金。可见,苏联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出现的原因及其应对方式又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55)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上,第211页。
近代中国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后,世界经济体系中整体性的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问题,亦会传导、转移至中国。但1920年代后的中国工农产品价格问题和西方、苏联有所不同,尤其是区域性的农产品价格问题比较复杂。就粮食价格而言,根据邹大凡等人的统计,近代中国粮食时涨时跌并不稳定,但价格指数总体不是下跌而是上涨。部分地区土地生产力本就衰弱,荒地日多,农产品减少的结果即会造成米价一年贵过一年。同时,一些农村田地集中,粮食亦大部分归到地主手里,形成“专卖”现象,因而地主抬高谷价,越使米价飞腾,农民破产加剧。(56)《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新华书店1981年版,第301页。
1920年代中国不同经济主体对于粮价问题的看法及措施也存在分歧。地主、中间商人、较富裕的自耕农希望继续提高粮食价格;大量的农民尤其是无地的贫农雇农及中共领导的早期农民协会则希望降低农产品价格。如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强调平抑谷价,阻止谷米出境,这是因为湖南农民中贫农占90%,他们丧失土地或者土地不足,需用重价从地主手里购买米谷,故希望谷价越低越好。(57)《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湖南民众请愿团的报告(节录)》(1927年6月22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139页。湖南农民运动中曾出现“平粜阻禁”运动,即发动贫农开仓平价卖粮。毛泽东在1925年8月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即在韶山一带召集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发动农民开仓平粜。(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湖南农协还限定以乡为单位流通谷米,若使谷米流出本乡流通他乡,需要有农协命令,并由专人管理,(59)陈继馨:《湖南农民运动概述(1921—1927)》,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3页。以保持粮价,维持群众生活。
但至1927年,中共对于粮食价格及其流通问题的认知有所转变。中共湖南区委发出《关于阻禁平粜问题的通告》,指出“平粜阻禁”运动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使谷价日渐低落,农村金融日益闭塞,自耕农、佃农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有脱离农协的趋势。(60)陈继馨:《湖南农民运动概述(1921—1927)》,《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783页。中共还认为谷价问题以及“平粜阻禁”运动背后的问题,根本不在价格本身,而“完全是一个土地问题,要解决也只有土地问题解决以后才有可能”(61)《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湖南民众请愿团的报告(节录)》(1927年6月22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139页。。因此,在进入农村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中共开始大力推动土地革命,通过重新分配土地,使农民通过自耕而免受粮价涨跌之苦。
在平分土地的地区,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农村革命根据地遭国民党封锁,苏区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农产品价格则不断下降,使得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62)傅凤翔主编:《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解决土地问题后,农村“剪刀差”问题并未迎刃而解,反而愈演愈烈。例如,闽西是中共最早开辟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农村根据地之一,至1929年夏秋季节,闽西革命根据地各级革命政权相继建立,土地分配基本完成。分到了土地的农民们欢天喜地,第一次从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了谷子,但谷米价格迅速下跌。其中,上杭县才溪乡的谷价从暴动前100斤谷子卖10元跌至暴动后的2.5元。其他农产品价格也大幅下跌,如赣西南的猪肉价格下跌90%。城市工业品反而快速涨价,尤其是盐、糖、洋油等涨价快,如闽西地区一尺布由6分涨到2角4分;一斤盐由3分上涨为1角。(63)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第192页。其他苏区亦存在类似问题,如鄂豫皖苏区有些工业品的利润高达100%;湘鄂赣苏区有的商人将一尺布的价格由300多文上涨至1000多文,获利数倍。(64)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第194页。由此,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相差太远,剪刀口越张越开。(65)《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1929年9月3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内部发行,1982年版,第208页。
平分土地和收获谷米后,农民很难换回生产生活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物资,这对中共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民虽然分得了田地,但在市场上仍然处于劣势位置。中共认为农民以多量农产品只能换取少量工业品,这也是一种剥削,而且这种剥削“比任何方法还要厉害,农民受了这种剥削,必然要穷困下来”(66)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216—217页。。中共意识到,需对“剪刀差”现象的原因进行具体阐释和分析,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使平分土地的农民免受“剪刀差”剥削。中共闽西特委最早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亦是一种“很大的剥削”(67)《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00页。。为此,中共闽西特委于1929年9月专门发布一则关于“剪刀差”问题的通告,向党内外解释苏区“剪刀差”现象的成因、影响及应对政策。(68)《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1929年9月3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08页。
中共闽西特委认为,“剪刀差”现象是局部的赤色割据区域中的特殊现象,从工业品涨价方面来看,在军事经济封锁致与外部工业区域绝缘的情况下,苏区内部工业不发达,是工业品缺少而涨价的客观原因。(69)《剪刀问题讲授大纲》(1929年10月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42页。加之当时红色区域的商品流通大部分仍是通过私营商业和农村圩场来进行的,中间商人在其间投机取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工业品价格的上涨。此外,中共在进入苏区之初所采取的激进商业政策,如没收商店、焚烧账簿、禁止白区商人来红色区域做生意等,导致赤白贸易中断,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剪刀差”现象。(70)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第195页。而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亦将成本转嫁到商品上,使“剪刀差”扩大。
在农产品跌价方面,中共认为原因更为复杂。一是暴动过后的农村,原有债券被焚烧,有些地区甚至取消一切债务,使农村借贷和金融流通完全停滞。而农民在收获时节仍要雇工进行抢收,需要现金发给雇工工资,在农村借贷中断的情况下,只有贱卖粮食以资救济,加剧了农村的“剪刀差”现象。(71)《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特委通告第十五号》(1929年11月5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27页。二是抗租斗争胜利后,农民不必交纳地租,粮食有余,农民为购买日用生活品而卖米,致米市拥挤而谷米跌价。三是农民骇于“会剿”声势,怕谷子被敌人抢去,所以贱卖米粮,求得现利。此外,因战争影响,各处粮食不能调节,多者多,少者少,以致米价高低各处不同。(72)《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1929年9月3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09页。
在分析“剪刀差”原因的基础上,中共也意识到“剪刀差”会造成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在经济上,一些分到土地的农民认为种地还不如做雇工,因雇工做1工可得米5斗多,做6工便够1年粮食。这不仅会使分到土地之后的农民仍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还可能会使农民怠工,或抛弃田禾不收,甚至不愿领田耕种。这不利于农民自耕和扩大生产,容易造成农业的衰落,也与中共平分土地之后计划发展农业的初衷相违背。此外,由于战争影响和工业品价格上涨,农民对于工业品的购买力实际上有所下降,亦不利于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加剧工人失业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衰落。在政治上,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包围苏区的同时,借苏区工农产品“剪刀差”现象进行反动宣传,借此提出“共产党欺骗农民、共了产农民无好处”等反动口号。(73)《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1929年9月3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09页。
中共闽西特委指出,调剂“剪刀差”现象是苏维埃政府的急务,“如不能挽救这些毛病”,便不能根本上解决工农群众的生活问题;如难以使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便更无稳固可能。因此,调剂“剪刀差”现象是中共在苏维埃区域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每个党员都要研究了解“剪刀差”现象的成因与影响,讨论并执行消除“剪刀差”的政策。中共闽西特委还提出了应对的十项政策:一是由县政府设法开办农民银行、借贷所等,为贫苦农民提供低利借贷,使农民不致借贷无门而贱卖粮食。二是由县区政府筹集资金,在市场上高价收买、储藏粮食,或运往粮食缺少、米价较高的地方出粜,以调节米价。三是由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有计划地向群众开展宣传,并帮助群众建立生产、消费、信用等各类合作社,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削,使金融流通。四是限制农村工人工资不可提得过高。五是限制城内市场工人工资不得过高。六是限制重要商品如盐、洋油、糖等价格,不得高抬物价。七是继续执行分田的政策。八是对城市失业工人进行救济。九是在农村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中扩大宣传,或讨论剪刀政策。十是在工会或工人群众中宣传剪刀现象的不良影响,使工人明白工价不可过于提高,以保障和巩固工农阶级等。(74)《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1929年9月3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09—210页。
中共闽西特委还制定《剪刀问题讲授大纲》作为闽西干部训练班的教材,要求干部针对农民、工人、商人等不同对象做不同的宣传工作。第一,对农民方面,要重点说明米价跌落的原因,使农民明白土豪操纵米价的不利影响,明白取消一切债务的错误,明白合作社的功用与组织,明白工业品涨价是反动势力经济封锁的缘故;使农民明白只有更加团结向外发展,与大城市的无产阶级取得联络之后,才能免除这种痛苦,明白只有共产主义实现之后,群众才能彻底解除痛苦。第二,对工人方面,要在工会或工人群众中宣传“剪刀差”现象会使农人怠工农业衰落,更使商场冷落工人失业。使工人明白,工价不可过于提高,只有工人努力从革命实际上去领导农民斗争、取得农民信仰,才能保障工农阶级的利益。更应使工人明了革命的意义,只有解放农民,发展农村经济,中国工业才能发达,而工人才有工做。第三,对商人方面,要召集商人开会并公开说明革命过程中党的城市政策,使他们安心营业。说明“剪刀差”现象的结果会使商场冷落,鼓励他们办贷。同时说明国民党不能统一中国,连年战争,苛捐杂税,致兵匪遍地,使商人无出路。说明中国革命必然很快成功,商人不要梦想白军到来或恢复地租。(75)《剪刀问题讲授大纲》(1929年10月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43—244页。
中共进入苏区之初,面临的“剪刀差”问题有不同于西方和苏联之处,也区别于大革命时期中共为了调动贫农雇农参加大革命运动的积极性而实行的“平粜阻禁”政策。因此,既不能大而化之套用西方资本主义剥削造成“剪刀差”问题的成因,也不能搬用同时期苏联为推进工业化建设而保持适度“剪刀差”的经验来解释苏区农村的“剪刀差”现象。实际上,苏区的“剪刀差”问题是战时军事经济封锁状态下的工农产品比价特殊问题,需要关照当时中共进入苏区之初所面临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及供需关系、生产状况等综合情况。而在应对层面,以闽西为代表的根据地开始对工农产品差价问题进行比较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并强调利用宣传手段来动员工农抵制中间商人的剥削。随着战争环境的变化与党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共进一步从“剪刀差”着手,转向对工农产品价格的调整。
二、“剪刀差”问题的初步应对:以价格为中心
虽然闽西苏区提出了消除“剪刀差”的十项政策,但在战时条件下,很多工作无经验可循;且创办银行和集资收购粮食、平抑粮价、创办合作社等,也难以一蹴而就。为了尽快解决“剪刀差”问题,闽西苏区在贯彻特委第七号通告之时,主要是以行政手段对工农业产品进行限价,试图在短期内以价格为中心遏制“剪刀差”问题。(76)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第12页。邓子恢在1929年3月任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后,迅速采取措施执行限价政策。
所谓的限价政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限定工业品价格,使其不继续高涨。二是限定农产品的价格,但在已分田和未分田地区,具体政策和偏向有所不同。在已分田的地区,中共对粮食采取不让谷价下跌的政策,以免谷贱伤农。在未分田的地区,一方面规定田中谷子归原耕种农民收获,不允许地主强收租谷或农民私自送租,以团结全体农民,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另一方面规定夏收后米价谷价不准抬高,以使无地贫农得到救济。(77)《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03页。
然而,在已分田的地区,苏维埃政府强令提高粮价与限定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一是急于用钱的农民实际上顾不了限价政策,在市场一边挂着政府的牌价,一边“如卖膏药一样,暗中赠送”,由此农民出售粮食名义上是依照限价,实际上是卖一斗送一斗,有时甚至卖一斗送两斗,并没有起到限制粮价下跌的作用。二是对工业品执行限价政策后,群众都感觉不便。城市工业品生产者不肯拿商品出来卖,致市场停滞,破坏了经济政策,而促成“剪刀差”现象之扩大。显然,强制限定工农产品价格的行政措施并不为农民所欢迎。(78)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218—219页。
限价政策之所以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实际上是限价政策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面临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在已分田的地区,很多农民在分田后需要雇工割禾,需要现金发工资。由于中共在农村推行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在组织雇农工会或贫农团时要求提高贫雇农工资,因此已分田的自耕农在雇工割禾时也要付出更高的割禾工资,只能廉价卖出谷米获取现金。众多分散的农民廉价出售谷米,导致上市季节的谷米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而当时苏维埃政府还没有银行信用社等组织,社会上又尚无借贷渠道,农民只好出售粮食。上市食粮多,自然造成粮价跌落现象。(79)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220页。可见,粮食价格的涨跌不仅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也受到整体战争形势、农村革命斗争政策乃至个体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影响。
中共很快意识到限价政策的问题,立即调整价格政策的方向。1929年10月中旬,中共闽西特委在上杭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指出用消极的政策来限制米价是不可能的,如果勉强执行限价政策,“必使政府脱离了群众”。(80)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第12页。因此,中共闽西特委要求各级政府停止以行政手段限定粮食与工业品市场价格的政策。10月下旬,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给福建省委的报告中也提到苏区社会经济问题,指出农民一切用品均要靠粜米来维持,即使低价也会有农民出粜,因此苏维埃消极限价是没有作用的;而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也就是农村割据不能成功的原因”。谢运康指出,党的政策应该有所调整,一方面是纠正对商人过于严厉的打击政策,在防止和严办奸商故意抬高物价的同时,要执行党对小商人的策略,切实保护小商人,使市场得以维持,并鼓励小商人向外买卖,促进苏区与白区之间的交通往来;另一方面要提倡苏维埃群众实行节省主义,并开办农村合作社、小银行等。(81)《巡视员谢运康给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关于金汉鼎入闽与我们的应付方策等情况和问题》(1929年10月2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63页。
虽然限价政策受阻,但中共仍然需要遏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为了有效调节工农产品的差价,中共也尝试通过公营商业控制商品价格,通过私营商业扩大商品流通量,通过合作社调剂余缺,并对粮食价格、粮食数量做进一步的调节。
第一,发展公营商业。中共在开辟苏区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注重建立与发展红色商店,主要为党组织、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提供一定的商品。如1929年冬,中共瑞金地下党组织筹办了“裕茂”杂货铺,以经营杂货并作为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1930年6月间,瑞金县红色革命政权在没收县城大资本家商人的店房财产后,除分给贫苦群众与满足革命工作需要以外,利用剩余的物资开设了“公卖店”,将商品折低价出售给群众,以维护正常商业,抵制中间剥削,巩固红色政权。(82)严帆、刘星明:《瑞金苏区时期的消费合作社》,王金山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消费合作社史料选编》,内部发行,2001年版,第134页。推动公营商业的发展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有利于掌握革命所需的物资和调控商品价格。
第二,调整私营商业政策。中共进入苏区之初,对私人工商业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政策,致使部分商人逃离苏区,破坏了原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起到流通渠道作用的私商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剪刀差”问题。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各苏维埃政府开始纠正错误的工商业政策,制定保护贸易的商业政策,以促进苏区内部、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工农产品流通。
第三,开办合作社。在发展公营商业、调整私营商业政策的基础上,中共认为,帮助群众办合作社是解决“剪刀差”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83)《剪刀问题讲授大纲》(1929年10月5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42页。1927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明确提出开办各种合作社,以运输农村及城市需要品,并调剂农产品及工业品的价格。(84)《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1927年11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闽西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消费合作社以及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屠宰合作社,经营布匹、药材、烟叶、鞋袜等商品。(85)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8—349页。
苏区农村合作社伴随革命队伍开拓各个革命根据地及创立苏维埃政府的进程而零散建立起来,形成了特殊的运营模式。以消费合作社为例,早期苏区消费合作社多由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投资建立,有的消费合作社还借助红军武装保卫物资的采购和运输,并“采取一种游击式的营业体制”(86)《苏区之合作社运动》(1937年),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页。,常伴随革命队伍流动发展。虽然早期合作社能够对调节“剪刀差”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各苏区独立性较强、发展不平衡,尚未形成统一的财经制度与合作社领导组织体系。这使得不同苏区所建立的合作社在制度与政策方面相差较大,各自为政的现象突出。同时,各苏维埃政府对所辖区域内合作社的数量、营业等情况也把握不足。因此,在革命根据地尚未巩固的时期,筹办农业银行、合作社和筹集资金收购米谷以平抑粮价等工作一时难以全面展开。
面对仍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剧的“剪刀差”现象,1929年11月2日,中共闽西特委指出:“党应当指导各地苏维埃,奖励群众生产,普遍合作的组织,实行节省主义,维持城市政策,救济失业工人,更需注意与白色区域交易的建立,便利农产品之输出,与工业品之输入,以防止剪刀现象之发展而减少群众之痛苦。”(87)《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的精神与闽西党目前的任务的决议》(1929年11月2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88页。围绕如何解决“剪刀差”问题,闽西等地开始制定并执行新的经济和商业政策。至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发布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剪刀差”问题的指导思想,即统筹闽西社会经济之发展与调节,使纸、木、烟能够输出,外来生活必需品源源而来,调节粮食、金融,以解决赤色区域群众之生活问题。宣言发布后,很快到夏收季节,粮食价格与“剪刀差”问题又迫在眉睫。邓子恢在1930年3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召开了农民座谈会和开展深入调查,了解到农民不支持农产品限价的具体原因,于是另辟蹊径,提出通过成立粮食调剂局调剂米价的措施。(88)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219—220页。
1930年6月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部根据邓子恢的调查研究,制定并发布《调剂米价宣传大纲》。(89)蒋伯英:《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宣传大纲》向群众宣传土地平分后米价低落的原因及其后果,并预测1930年夏季农民仍缺乏现金开工钱、买油盐,仍会造成米价的低落,进而提出要建立粮食调剂局,进行粮食调剂,希望通过对粮食的调剂来保持粮价的稳定,使农民不再贱卖谷米。(90)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第196页。闽西苏维埃政府还明确地指出,建立粮食调剂局和调剂米价,是“提高农民购买力与生产力,是发展闽西社会经济的重要出路,而且是目前急需进行的重要工作”,要求各地苏维埃政府积极地执行这一决议,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真正工人贫农的政权,坚决的为工人贫农阶级谋利益”。(91)《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五号)——关于组织粮食调剂局问题》(1930年6月14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内部发行,1982年版,第320页。闽西苏维埃政府还规定,各区乡粮食调剂局须于6月30日以前成立。具体由各乡政府召集群众会,选举工人、贫农分子5人,组织粮食调剂局。各区乡设粮食调剂局委员5人,分别为主任1人、文书1人、会计1人、保管2人。(92)《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五号)——关于组织粮食调剂局问题》(1930年6月14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20页。为了调动贫农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鼓励贫农自发进行组织,排除区乡各级组织中动摇的富农及袒护富农的分子,选出忠实能干铁面无私的工人贫农分子组织调剂局,以便于将贫农组织起来,有效地调剂米价。(93)《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部调剂米价宣传大纲》(1930年6月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10页。
粮食调剂局组织起来后,首先需要筹集资金,主要是由各乡政府向当地富裕之家筹借,少者三十五十,多者三百五百,由苏维埃政府及调剂局立借单,限一年后归还,利息不得超过年利5%;款项借出后苏维埃政府保护富裕之家的财产,不得借口没收,使他们恐慌。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准备筹办农民银行,募股集资,服务于粮食调剂工作。(94)《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部调剂米价宣传大纲》(1930年6月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09页。
有了基本的资金后,粮食调剂局的重要工作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高价籴谷,即在谷米上市时,用高于市价1/3的价格向贫农收买谷子,使贫农不必到市场上出卖,免受市场的剥削。高价买来的谷子储存起来,待群众缺粮时按原价95%卖还给原主。第二种方法是高价籴米,即在米价仍旧低落时,粮食调剂局在可能范围内拿出一部分款子向市场高价采籴食米,运到米贵的地方出粜,以资周转。闽西苏维埃政府强调,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籴谷工作,而单做籴米工作;同时要注意把米谷储藏起来,调剂整个闽西的米价。总体而言,粮食调剂高价籴谷或籴米均针对贫农,先救多数贫农,而不为富农谋利益,以防止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而脱离贫农群众。(95)《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部调剂米价宣传大纲》(1930年6月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09页。
当然,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指出,调剂米价办好了虽有一定的好处,但这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的方法,尤其是高价籴米办法也要在财政有可能的时候才实行。要根本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只有集中力量,向外扩大斗争,推动全国革命到来。到全国革命成功以后,集中国家资本,大规模办理农民借贷;同时农业副产品及山林出产品价格逐渐提高,农民收入日渐增加,工业品价格日趋平衡,这样才能根本解决米价问题。(96)《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部调剂米价宣传大纲》(1930年6月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10页。
粮食调剂工作雷厉风行地推行开来,收到了较好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剂谷米、稳定粮价的作用。但在筹办粮食调剂局的过程中,因为缺乏经验,各地在筹集款项方面发生了违反政策的现象。一是筹集资金对象问题,由于粮食调剂局的资金需要向“富裕之家”借款获得,而在革命形势之下,借款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二是对谁是“富裕之家”的界定不够准确和清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对贫农、中农实行借款,使筹款范围无计划无限制,引起贫农和中农的不安。三是对于粮食收购价格限制过于呆板,如在籴谷时,机械执行谷价高出市价1/3的价格,往往不符合市场规律而发生流弊等。(97)《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八号)——关于粮食调剂局问题》(1930年7月9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49页。
邓子恢和张鼎丞在总结粮食调剂局工作时指出,高价籴谷籴米政策实行后,粮价开始稳定下来,贫农称快,但富农反对,中农动摇,不利于整体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认为“粮食调剂局的设立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向富农筹款则是不妥的”(98)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222页。。在邓子恢等人的主持下,闽西苏区着手纠正粮食调剂局相关工作的问题,于1930年7月9日发布了《关于粮食调剂局问题》的通告,重新规定粮食调剂政策。一是明确粮食调剂局借款的对象是“过去剥削人现在仍有余钱的”富裕之家,“过去剥削人现在无钱的不借;过去无钱无剥削,现在略有钱而不剥削人的不借”;再则借款数量不可太少而借款家数不可太多,不符合借款条件的均需退还。各乡粮食调剂局借款多少应以该乡贫农粜谷的需要及富农筹款的能力,由区苏维埃政府规定借款总数造成预算册。二是调整粮食调剂局收购米谷价格的规定。《通告》补充规定,各区按照当地情形分别规定米谷价格比当时市价略高些即可,不必一定要高于1/3,并规定米谷价格最低限度不低于农民所投之成本。收买谷子要向雇农及贫农收买,过去是富农而现在破产的不收。三是规定卖谷人出卖谷子的数量依照粮食调剂局收买能力与卖谷人的需要与粜谷限度,以防先卖的卖很多,而后卖的因粮食调剂局缺款而不能出卖。经过调整,粮食调剂局在闽西各地得到顺利发展。(99)《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八号)——关于粮食调剂局问题》(1930年7月9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第349页。
在此期间,也有地区开始建立由民众自发组织的粮食调剂组织——粮食合作社,如上杭县才溪区于1930年创办了粮食合作社,向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募集股金,每股大洋1元;每乡组织1个粮食合作社,全区共组织8个合作社,共有股金1810元。粮食合作社的调剂办法与粮食调剂局大体相似,募集股金后组织谷米的收购、调剂、贩卖等。所不同的是,粮食合作社更注意对红军家属和特别困难群众的照顾。卖出谷米时,优先卖给这部分红属和困难群众;还可以借给困难群众部分现金,割禾后照数归还,不取利息。(100)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第198页。
然而,苏区“剪刀差”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中央苏区的经济完全被敌人封锁,工业品很少能输入苏区,苏区的工业品非常缺乏,食盐以及一些日常用的毛巾、牙粉、牙刷、火柴、纸烟、袜子等虽有流通,但价格甚至要比上海贵一倍。闽西、江西、赣东北等苏区相继出现“剪刀差”扩大现象,日用工业品价格昂贵,农产品价格低廉,使得中共及工农仍然面临经济困顿、物资缺乏的问题。(101)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第89页。
在苏区建设与巩固时期,中共对于“剪刀差”问题的阐释和应对是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不断进行调试的。在初创革命根据地时,为了免除“剪刀差”的剥削、争取广大农民,中共实行了分田地的政策,但平分土地后又带来一系列的乡村供求关系、借贷关系的变化,“剪刀差”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共反而面临更为严峻的粮食跌价问题。为了解决平分土地后的“剪刀差”问题,中共相继执行了限价、筹办粮食调剂局、改善苏区内外贸易等政策,增强苏维埃政府对工农产品的物资控制能力,使苏区“剪刀差”问题有一定缓和。在新的战争形势下,中共从价格政策转向尝试建立新的流通体系,以期通过建立流通体系来掌握战时物资,进一步稳定工农产品交换价格,并加强对农民的经济动员和军事动员。
三、“剪刀差”问题的应对转向:以流通体系为抓手
中共意识到,要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不能仅从米谷价格或工业品价格出发,而是需要进一步扩大各苏区内部、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尤其是要将白区所生产的工业品运进苏区,将苏区的农产品运出到白区进行售卖。同时,既要充分发挥小商人的作用,又要防止中间商人的操纵;既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强调在苏维埃政府的指导下组织经济与贸易。因而建立一套由中共领导、由群众广泛参与组织的流通体系就至关重要。由此,中共开始转换思路,不再单纯从价格入手,而是从调整一系列经济政策并自主建立新渠道入手,促成公营商业、私人商业、合作社商业三类商业渠道的共同发展,扩大商品流通渠道,以期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改善苏区工农产品供求关系。
首先是强化公营商业。苏区的公营商业主要有贸易公司、外贸局及各分局和各类贸易基层经济机构。例如,江口外贸分局在赣县设有大湖江、储潭、长洛和兴国4个采办处,在峡山设有一个存放金银贵重物品的仓库,在江口金背洞设有一个存放货物的仓库。其专门配备有1个武装连,从江口至瑞金沿途设有12个武装联络哨,还有一支30余人专门护送银元的武装运输队。(102)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第348页。公营商业在当时是被视作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103)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时期》下,浙江新华印刷厂1978年版,第830—831页。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形成公营商业的横向和纵向联系。
其次是发挥私人工商业在苏区内外活跃经济的作用。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了保护商业自由和促进私人商业的政策,要求对于苏区与白区的贸易交换,苏维埃政府应采取开放态度,对非苏区的贸易交换实行监督。(104)《经济政策》(1931年12月1日),江西省税务局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奖励私营商人寻找白区商业关系,鼓励私人经营生活必需品,用税收调节、促进赤白区域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苏区经济。(105)张雪英、苏俊才主编:《闽西统战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最为突出的是中共强调广泛建立各类合作社,促进苏区内外的经济流通。1930年7月,在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福建省委代表卢哇利认为,要解决“剪刀差”的痛苦问题,“办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只可相当的解决,根本的解决只有向外扩大斗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使整个的中国都是我们工人农民的了才有可能”(106)《怎样解决“剪刀差”问题》(1930年7月8日),《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2辑,第152页。。除军事与政治的向外扩大斗争外,还要在经济上向外扩大斗争。因此,发展合作社和推动商品流通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策略。
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合作社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生产合作社几乎没有发展起来,信用合作社多数没有站在贫苦群众方面谋利益,消费合作社更是多数像私营性质或商人营业一样的图利,“只是有一个合作社的名义”(107)《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经字第一号——关于发展合作社流通商品问题》(1930年12月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417页。,或“仅仅贴上一块空招牌”(108)《苏维埃区域的经济问题》(1930年12月7日),赣州市财政局、瑞金市财政局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料选编》,内部发行,2001年版,第505页。。对于工业品的输入、农产品出口问题,合作社同样没有去打理或深入讨论、计划。而且对于商人,合作社甚至间或加以打击,以至商人缩手休业,使得“剪刀差”现象仍不能得到相当解决,农村经济还是极为困难。(109)《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经字第一号——关于发展合作社流通商品问题》(1930年12月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417页。此外,各种合作社都没有向政府登记,所以合作社数量多少、营业状况如何等情形,苏维埃政府也无从掌握。
1930年12月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经济部长罗寿春签署发布《关于发展合作社流通商品问题》的通告,指出闽西在土地革命胜利后,要发展社会经济减少“剪刀差”现象,解决经济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前途,因此发展合作社和流通商品是最迫切的中心任务。通告不仅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合作社的工作,全体委员会和代表会以及常委会都应把合作社中心工作,时时去讨论计划,尤其是经济部应经常管理这一合作社工作的进行;要求在群众中作广泛动员,使群众都明了合作社的意义和重要性,使群众自动起来组织合作社,拥护合作社,并尽量扩大合作社组织,集中资本,同时发动群众自动认股,扩大合作社的股金;并要求依照合作社组织法建立符合规范的合作社,否则应即行取消。(110)《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经字第一号——关于发展合作社流通商品问题》(1930年12月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第417页。
1931年,中共继续推动发展合作社与促进商品流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的经济政策,要求苏维埃政府对合作社进行大力扶助与支持。(111)《经济政策》(1931年12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9.1—1934.2)》,第62页。临时中央政府还设立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确立自上而下的财政管理系统,开始建立苏区整体的财政系统,各级财政部加强领导、建设消费合作社亦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建立财政制度与调整苏区商业政策的过程中,临时中央政府强调利用合作社挖掘苏区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活跃商品市场,建立苏区与白区的商品交换关系,获取苏区所需商品。临时中央政府相继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合作社工作纲要》等发展合作社的指导性文件。中共强调各类合作社的共性,是工人、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用以抵抗商业资本剥削的阶级组织,是土地革命继续与深入的方式,有利于改善社员生活,调节“剪刀差”现象,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向前发展与提高社员文化程度。(112)《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合作社工作纲要〉(节录)》(1932年9月19日),《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2辑,第75页。在具体实践中,苏区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合作社发展模式。
第一,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经营盐、洋油、烟、草纸、洋火、糖等生活必需品为主,为农民供应便宜的货物,避免奸商抬高物价。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对消费合作社的业务进行新的规定,强调消费合作社致力于为社员提供消费品,其中普通农村消费合作社主要经营群众所需的盐、洋火、棉布等商品;部队机关消费合作社多经营机关人员所需的牙刷、牙粉、鞋子、洋火、毛巾、肥皂等日用品以及书、报、纸、笔、墨等文化用品。
第二,贩卖合作社。贩卖合作社以推销农民的大宗生产品为主,如纸、草鞋、木材、棉线、香菇、烟叶等。中共强调,贩卖合作社要注意某种大宗农产品之贩卖,如茶油、纸、茶叶、米谷、豆子、烟叶等。但需注意,一要探明行情及各地价格,以便等待行情或运往价高地方出售;二是价低时,即须囤留不卖,对于社员卖货之款必须设法借款付他应用;三是必须与银行或信用合作社做好交涉,以便必要时进行有抵押或无抵押借款;此外还规定贩卖合作社在收购农民土产时,应比市价高一些,不可规定一律。(113)《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合作社工作纲要〉(节录)》(1932年9月19日),《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2辑,第76页。
第三,购买合作社。购买合作社强调在苏区外部进行大宗批发,再将批发采办的商品运入苏区并分配到各消费合作社进行售卖。中共强调,购买合作社应注意的,一是明了各处合作社与群众需求,采办时必须尽可能设法到源头去买,免受批发行之剥削;二是一般买货是照各社凭单买,但看见行情将派之货,可以事前预计各社及群众需要数额大批采办,不可机械地等到报单来时才采办;三是买货时必须探定行情,哪里便宜就到哪里去买;四是自己可以雇请工人开厂制造产品,如购买合作社可以烧石灰、挖煤炭等;此外还规定购买合作社可收取手续费,但不能自己随意抬高价格赚钱;在某货源地方办货很多时,可在该地另设专人座探行情及座庄采办。(114)《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合作社工作纲要〉(节录)》(1932年9月19日),《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2辑,第77页。
第四,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货币存储、金融借贷为主业。为了缓解农民告贷无门的困难局面,满足农业生产资金的周转所需,防止农民低价出售粮食,中共组织成立了国家、地方的银行,以及农民的信用合作社(贫民借贷所)等,开始形成一套革命根据地的信贷体系。信用合作社肩负着对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提供资金以支持这些新生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重大责任。(115)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第227页。银行与信用合作社的建立,为调剂金融,开展对敌经济斗争,防止扩大工农产品“剪刀差”,保障工农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是专营粮食籴粜与价格调剂的基层粮食机构。在国家粮食机关粮食调剂局的指导下,粮食合作社协助农民组织粮食收获、贮藏、购买、调剂、征收等,注重调节粮食价格用以抵抗市场价格波动,并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经济。(116)《粮食调剂局与粮食合作社的关系》(1932年7月4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7辑,内部发行,2006年版,第277页。1932年夏季,为防止粮食跌价,临时中央政府还专门发动了一项粮食合作社运动,动员广大群众入股建立和发展专门的粮食合作社,限10月底以前各主要县份,必须做到每乡都有粮食合作社的组织,通过粮食合作社进一步调节粮食价格、减少“剪刀差”现象,抵抗商人富农等商业资本剥削,冲破敌人的封锁,使土地革命深入与继续。(117)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第135页。
邓子恢认为,组织粮食合作社对苏区革命大有裨益。因为粮食合作社建立起来后,粮食可以不进入市场,而是通过粮食合作社进行收购、存储、出粜,可以减少谷米上市时价格的跌落问题,限制青黄不接时粮食价格的飞涨,减少商人富农在其间操纵米价,限制商人富农商业资本的发展,维持与提高谷价,还有利于增加税款收入。邓子恢还强调,粮食合作社是中农、贫农、雇农阶级抵抗商人、富农等商业资本剥削的经济组织,是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与继续,是巩固与发展苏区的经济动员,尤其是“遇到军事上需要,可以马上供给红军,不致军粮恐慌,影响战争”。从革命发展前途上说,粮食合作社能够形成广泛的群众动员,也是未来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一个基础。(118)《发展粮食合作社,巩固苏区经济》(1932年8月30日),《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页。
在临时中央政府的推动下,自1932年起,各地合作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剪刀差”现象,减少了群众的贫困,苏区财政亦得到一定的调节。其间,中共也特别强调合作社发展的规范性、组织性与群众性。邓子恢认为,必须整个动员到群众中去,由上而下一级一级地推动下去,自县主席联席会、区联席会、乡代表会议以至雇农工会、贫农团大会,一直到选民大会,到处派人做报告;其他工会、党、团、少先队等,也同样自上而下地去动员,要使整个苏区造成一种浓厚的空气,造成一种“凡是一个革命同志都要加入合作社”的空气,进而选出筹备人员来征求社员,然后再由社员开会,选举办事人来收集股金,开始营业。(119)《发展粮食合作社,巩固苏区经济》(1932年8月30日),《邓子恢文集》,第43页。
临时中央政府从整体上规定了苏区各类合作社组织的一般性原则与方式方法,又进一步区分了消费合作社等不同合作社的业务,有利于加强各类合作社组织制度和业务经营的规范化、群众化与专业化。而根据地合作社商业也初步形成了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经济组织。这种新的经济形式,连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商业,使根据地的经济组织方式和经济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120)《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时期》下,第830页。
但是,苏区食盐、布匹、药品等日常工业用品的供应仍然必须取给于白区的城市;而换取工业必需品的资金来源,也必须依赖苏区谷、米、木、竹、茶油、桐油、纸张、木器等农副产品的输出。在反“围剿”斗争中,苏区的经济封锁亦在加剧,外来日常必需品时常运不进来,农副产品又很难运出苏区,所以外来必需品价格上涨的问题无法根本解除。(121)傅凤翔主编:《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第133页。
在反“围剿”战争中,合作社的发展亦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在战时环境下,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各地贸易路线被截断,例如,1932年湘鄂西苏区遭受国民党“围剿”,合作社被迫停止一切经济活动;1933年初湘赣省1000多个消费合作社面临着全面经济封锁所带来的困难而难以运转。加之一般合作社的资本不多、经营不善,有些地方的合作社还因苏维埃政府扯借而缩小甚至停办,又进一步加剧了苏区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
1933年后,中共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及军事财政问题,苏区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工业品运输与销售困境,工业品供不应求的问题继续扩大。随着1933年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到来,临时中央政府号召“用一切的力量帮助前方红军作战”。苏区“剪刀差”问题的解决也服从于前方红军作战需要。苏区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共对于“剪刀差”问题的应对又形成了新的走向。
首先是谷米价格不同于此前的下跌趋势,苏区内的农产品在极度的资源压力之下供不应求,呈现出不断上涨的新趋势。1933年3月,临时中央政府接各地报告,苏区内许多地方发生粮荒、米价飞涨、有钱无市等十分严重的现象,尤其是红军驻地、医院近旁,粮食十分紧缺。这种紧缺和涨价与军事战争形势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展开,苏区粮食供不应求,各地区又实行了禁运政策。如甲、乙县之间自划界限,阻碍了粮食流通。之所以禁运米谷,在不同区域、不同民众之中存在不同的原因。粮食不足的民众恐本地流出多,青黄不接时期米贵;粮食有余的民众,想留到后头卖得高价;富农、奸商则操纵谋利,甚至故意捣乱,从中渔利;各根据地内的一些苏维埃政府不加考察就实行禁阻政策,以保证本地的粮食供应。由此,虽然一些地方粮食有余,但各区、各县的互相调剂受到极大阻碍,形成整体上的粮食紧张状况。(122)《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39号》(1933年3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料选编》,第245页。
其次是对“剪刀差”问题的应对也形成新的走向。在战时粮食短缺和禁运政策的双重影响下,苏区内部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单从“剪刀差”现象的趋势来看,随着粮食价格的攀升,工农产品价格的差价有所缓解。但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均十分昂贵,中共和苏区民众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比前四次反“围剿”战争时期更为严峻。对此,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中共也进一步从抑制粮食价格上涨和抑制工业品价格上涨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控。
对于粮食价格上涨,临时中央政府强调教育动员粮食有余的人家,使其不是只想抬高价格而对前方部队缺乏军粮坐视不理,要动员他们从全体利益角度出发,实行合理的价格,推动革命的胜利。对于富农、奸商故意积藏粮食,或暗中操纵粮价,甚至大造谣言、煽动群众,临时中央政府强调各地苏维埃政府要领导革命群众给他们以严厉的制裁。(123)《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39号》(1933年3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料选编》,第245页。总体而言,在调节民食、接济军粮的问题上,中共强调全体的利益和总体的革命胜利是一切利益的第一位。
对于工业品价格上涨,为了调动苏区内部的资源,1933年4月28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增设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在省、县两级增设国民经济部,要各级政府转变过去忽视经济建设的做法,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中共要求国民经济部统管粮食调剂局、合作社、对外贸易处等机构努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124)《关于设立国民经济部》(1933年4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料选编》,第18—19页。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也具有了第一等重要意义。
为抑制工农产品的双重上涨,中共也进一步强化了对物资流通体系的建设,以加强对战时物资的调控。在合作社这一类流通体系的建设中,中共不仅要求从下而上成立乡支社、区分社、县总社、省总社、中央总社五级组织体系,(125)《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发展合作社大纲〉》(1933年6月),《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2辑,第82—83页。还在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策略来整顿与发展合作社,进而改善与壮大合作社组织。(126)《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发展合作社大纲〉》(1933年6月),《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2辑,第85—86页。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也通过物资流通渠道的建设加强了政治动员,工会、贫农团、乡苏代表会、反帝拥苏互济会、乡妇女代表会、讲演队等均能结合相关经济问题、合作社组织问题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展开系列革命竞赛活动,以强化战时物资动员和军事动员。(127)《中共湘赣省委关于国民经济建设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22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738—739页。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中共面临的物资短缺问题相比于“剪刀差”问题更为严峻。尤其是在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后,中共在经济宣传与动员中弱化了消除“剪刀差”的策略,更加强调克服战争危险和资源困难,为前线部队汲取物资、资金等,以满足革命战争的需求。在严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下,中共仍致力于建设公营、私营、合作社的流通渠道,努力地进行粮食调剂与物资收集工作,扩大对内对外贸易,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加紧筹款运动。这些应对工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剪刀差”问题的经验,为中共继续展开农村革命和经济斗争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结语
“剪刀差”问题是近代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欧洲、苏联、中国都在20世纪初期面临着工业品上涨、农产品价格相对下跌的情况。但对于在农村展开革命斗争的中共而言,在苏区所面临的具体环境有所不同,其对于农村工农产品交换和价格政策又无经验可循。因此,中共对于苏区“剪刀差”问题的认识、阐释与应对贯穿于整个革命斗争进程,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进入苏区之初,中共对“剪刀差”现象的阐释,强调克服中间商人的剥削和操纵,并注重通过宣传来缓解“剪刀差”问题。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共在阐释“剪刀差”问题时,强调从苏区革命和农民需要实际出发,直面农民生产生活困境,并注重通过限价的方式来加强物资调节能力,缓解苏区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在苏区革命后期,随着战时需求加大和物资紧张加剧,中共对于“剪刀差”现象的阐释减少,进而转向建立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和物资流通渠道,加强对物资的直接调剂,以期解决反“围剿”斗争中所需的革命物资问题。
可以看到,中共所面临的“剪刀差”问题,既随着外部军事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苏区内部谷米供求关系、农民心态变化而变化,但不同阶段的核心问题都是物资的调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始终面临着多重经济困境和压力。在工业品价格方面,中共处于被封锁的状态,只能努力通过建立合作社、开展公营商业、发展私人商业等政策来运入更多的工业品,以缓解工业品价格飞涨的困境。在农产品价格方面,中共与群众之间也存在深层次的张力。对于革命队伍和贫雇农而言,粮价越低越好;对于分到田地的自耕农以及富裕之家而言,粮价越高越有利。如何在不同区域、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平衡,如何维持政权建立和土地平分后一系列政策的合理性,如何争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都考验着初创的农村革命政权。由此,对于“剪刀差”问题的解释、宣传与应对,既是一个实际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共在苏区农村处理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的经验,为其继续探索农村革命和开展经济斗争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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